美國汽車的保險杠比歐洲汽車的保險杠大。這聽上去或許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小細節，但對于負責會商一項美歐貿易協定的交際官們而言，諸如此類的題目有偏重要意義。開放市場曾經意味著消弭壁壘，這些壁壘旨在珍愛本國生產商免受外國競爭的威脅。目前歐美政府給人的印象是，《跨大泰西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也是如許一種協議?，F實上，這項擬議的協定屬于另一種類型。
   多數舊式壁壘已經消弭，現在的貿易會商代表們把細致力放在了消弭歐美市場現行監管規定之間的差異。會商的目的不再是消弭珍愛主義措施，而是要和諧那些防止對消耗者造成損害的預防措施。
   這種努力的政治經濟學不同于以往的會商。當你致力于降低關稅時，消耗者會由于價格下跌而贊美你，而生產者則會抱怨你取消了珍愛主義措施。當我們開始討論監管和諧時，情況就不一樣了。生產者對這類措施出臺的可能性感到愉快，由于它們會對醫藥、食品、金融產品、汽車等統統商品產生龐大影響。但這些措施可能會引起消耗者擔憂——他們憂慮這意味著廢除對他們有益的預防性珍愛措施。
   怎么才能拿出一套雙方都能接受、與美國和歐洲的監管規定都比較接近的方案呢？雙方的監管規定有著同樣的目的，但在珍愛消耗者的力度和體例上不盡雷同。這是個嚴正的政治題目，比圍繞關稅的討價還價要困難得多。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動手創建單一歐洲市場以來，歐洲人就一向在應對這一挑釁。未能明確TTIP會商也涉及監管和諧是一大失策。要化解公眾的疑慮，會商代表們必要做到透明。
   另一個政治停滯與一項計劃有關：如果投資者認為地方法規威脅到本身的投資，可以依據該協定起訴當局。會商代表們好像忘掉了反全球化的運動人士。這些聲勢很大的少數群體正設法說服消耗者，他們將不得不食用以含氯消毒液處理過的雞肉，不得不食用轉基因食品，同時美國數據隱私法將被強加在他們身上。在這種局面下，假如再引入潛在的投資者與當局爭端，將會加重不信賴感。
   雙方還低估了德國民意的轉變。當我在1999年至2004年擔任歐盟貿易專員時，我們能信賴德國公眾會支撐更大力度的貿易開放。但最近的民調表現，德國人對美國的信賴感遠遠不及曩昔——對于一個必要他們信賴美國監管機構的協定而言，這是個不好的征兆。
   我們怎么才能讓TTIP重新步入正軌呢？必須奉行透明原則。我們必須開誠布公地詮釋，80%的會商內容涉及監管趨同。我們必須熟悉到，盡管我們可能會在初期收獲一些成果，但這是一個長期項目。假如要容忍投資者與當局爭端，那么這類爭端必須有顯明更加合理的理由。一旦法規上存在差異，會商代表們應該詮釋，彼此不會觸動對方的規定，或者雙方都會執行現行珍愛措施中最嚴酷的措施。
   最后，雙方應保留擴容TTIP以納入其他感愛好國家的可能性。假如歐盟和美國戰勝了上述停滯，讓TTIP協定回歸正軌，那么他們有望建立起全球監管基準，這將有助于兌現開放貿易的承諾。
（來源：FT中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