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2002年下半年，一篇長達1．8萬字的《深圳，你被誰拋棄》通過互聯網敏捷傳遍了全國。這篇文章從企業大量外遷的征象，引發了對深圳發展前途的擔心。



文章在全國分外是深圳引起的波瀾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當時的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長于幼軍也親自對該文進行了回應。他首先一定：“作者是愛深圳的?！?



同時他也對企業外遷征象進行了辯解：深圳發展到今天，我們有一批企業在做強做大，從他們自身發展的必要出發，要到全國各地，下一步還要到國外，去建立分支機構、甚至研發基地，這都是很正常的，關鍵是這些公司的總部還留在深圳，還把根留在深圳。有企業要搬走，也有企業要搬來，這來往來來往去，很正常。



事隔不到兩年，浙江省的“怙恃官”也不得不面對企業大量外遷的事實了。而他們對企業外遷發表的觀點也與于幼軍頗為相似。



于是，就有了浙江企業究竟是“外擴”照舊“外逃”，究竟是“溢出”照舊“擠出”的爭論。事實上，這種爭論的真正焦點是如何給企業外遷“定性”：假如企業是被本地惡化的環境“擠出”，不得不“外逃”，那么浙江的地方當局就要挨板子了；假如企業是由于本地經濟賡續發展而“溢出”，是“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配置資源”的“外擴”，那么則可以成為浙江的地方當局發展經濟有功的明證。



筆者看來，這種爭論的意義其實并不大。從浙江省工商局《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課題調研報告看，大量民營中小企業離別浙江既有本地產業價值鏈提拔過程中的“外擴”，也有不堪本地發展環境惡化而產生的“外逃”。



筆者以為，企業外遷征象中最值得人們關注的是中小企業地位的邊緣化題目。



近年來，浙江省一向痛感在引進外資方面與江蘇的差距太大。一個被廣為引用的例證是“浙江全省引進外資的規模還比不上蘇州市?！?



之所以要吸引外資，天然有特別很是雄辯的理由：浙江的產業結構要升級，要離別長期以來的“低、小、散、亂”，為浙江產業價值鏈的提拔夯實基礎。浙江在吸引外資的過程中也不是“來者不拒”，而是重點瞄準技術領先、管理先輩的國際級大企業。



在類似思想的引導下，浙江省的當局部門近年來還較多地出現了抓“大”放“小”的傾向。



調查表現，目前浙江省各級當局的抓“大”力度有增無減，普遍正視抓那些規模企業、龍頭企業、效益企業、納稅大戶，還都出臺了很多扶持和獎勵政策。但對以“小”為特性的中小企業，或相對不夠正視，或政策不夠到位，其政治地位也好，經濟待遇也罷，都比不上“大”企業。



如許一來，中小企業不僅在資源分配上漸漸滑向邊緣，而且在生理上也產生了深深的失落感。而一些企業遷到外埠之后，卻被奉為上賓？？“麻雀也能變鳳凰”。強烈的對比導致了中小企業紛紛“卻把異鄉作田園”，而且逐步地“日久異鄉成田園”。



浙江省工商局的調查表現：中小規模企業成為該省民營企業外遷、資金外流的主流。外遷企業中，在浙公司（或原在浙公司）注冊資本5000萬元以下的企業有1477家，占89．5％。其中注冊資本500萬元以下的937家，占56．8％。



一個不容否定的事實是：浙江經濟近年來之所以取得發展先機，與各級當局放手發展民營經濟，大量中小企業蓬勃發展是密不可分的。



而從世界經濟發展的經驗看，中小企業歷來是歐美經濟發展的支柱。發達國家中小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特別很是緊張，無論是在企業戶數，照舊創造的ＧＤＰ、就業、出口額、投資額等方面，均有凸起的體現。



浙江的工業化進程已經發展到了一個遷移轉變期，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是不可避免的艱巨義務。毋庸諱言，在這個背景下，浙江迫切必要“世界500強”的先輩技術和管理經驗。但是萬萬不能由此產生一個誤差：仿佛只要抓好了“大戶”，地方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就能夠得到保障了。



考察浙江一些在國內外都擁有緊張地位的產業，幾乎都是寄托中小企業支持起來的。



當局部門在促進產業升級的時候，萬萬不要忘了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更緊張的題目是：創新必要平臺，假如中小企業在本地沒有立錐之地，遑論發展和超越？（記者　鄒建鋒）





地方當局：幾多歡喜幾多愁



“外擴”抑或“外逃”



浙江省私營企業協會是《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專題調研的重要操作機構之一。該協會秘書長潘立生說：“企業‘走出去’是一件好事，這說明浙江的企業自身的發展比較好。媒體對這個事情的關注也是一件好事，可以讓當局也可以更了解企業的現實情況?！?



浙江省改革與發展研究所所長卓勇良也持類似的觀點：“這是個好事情。只有在改革開放到今天如許的時候，才可能有企業‘外遷’?！彼J為，對于這個題目，“當局并不嚴重，倒是媒體挺嚴重的?！?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溫州市委書記李強對媒體透露表現：溫州企業外遷、溫州資本到外埠投資的征象是“外擴”而不是“外逃”。



他說：溫州人贏利經歷了四個階段：勞力－產品－資本－腦袋，最高境界資本加伶俐。溫州人通過資本對外擴張，說明已經進入資本經營階段。



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也多次為浙江民間資本走出浙江“正名”，稱這種征象是資本“外擴”。



但是，《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調研報告也指出：浙江一些當局部門的職能轉換和服務改動措施不如滬蘇到位。少數把持行政大權的當局部門及其工作人員的思想觀念和服務意識仍需進步。有的把個私民營企業當作本身的“搖錢樹”；有的在企業審批過程中拖著不辦變相設卡；有的部門片面強調法律法規的規定，使國家利益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打著規范的旗號，使本已降低的準入門檻重新抬高；還有一些當局主管部門總想把“好事”都留給關系戶，個私民營企業稍有“非分之想”，不是當頭棒喝就是“不批不閱”。



另外，浙江省各級當局的抓“大”力度有增無減，普遍正視抓那些規模企業、龍頭企業、效益企業、納稅大戶，還都出臺了很多扶持和獎勵政策，但對以“小”為特性的中小企業，或相對不夠正視，或政策不夠到位，其政治地位也好，經濟待遇也罷，都比不上“大”企業。



產業空洞化懸疑



大量企業外遷會不會導致當地的產業空洞化？國務院發展研究中間產業經濟研究部錢尋常博士對此的回答是否定的。



他說：辦企業畢竟不是做生意，要考慮產業環境和人氣等。浙江的產業集群形成之后，事實上很難遷移出去，而單個企業遷移到外埠因為缺乏需要的配套系統，很難得到有用發展。



“浙江是團體競爭，而不是一家企業單打獨斗。所以浙江的要素成本雖然賡續進步，但是許多企業照舊不敢走?！?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的一個事例正好證實了錢尋常的觀點：汪老師在溫州瑞安投資興辦了一個一次性塑料杯的小企業，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因為電力緊缺，企業一向無法正常生產，汪老師叫苦不迭：“企業停業要虧錢，開工也要虧錢?！庇浾邌査麨楹尾豢紤]遷往外埠。他說，江西等地的確有地方當局以特別很是優惠的條件來招商，但是考慮到企業的配套網絡和販賣網絡都在溫州本地，假如遷到外埠生產，照舊無法贏利。



但是蘭溪市靈洞鄉的水泥產業則是一個反證：因為勞動力等要素成本賡續上升，從1999年開始，當地水泥企業開始賡續外遷，現在靈洞人已在江西、貴州等省創辦了130多家水泥廠，比目前靈洞鄉水泥企業總數還要多。



當局該做些什么



錢尋常指出：“無為而治”曾經是浙江省當局部門放手發展民營經濟的歷史經驗，但是這也帶來一個題目，就是在浙江民營經濟發展歷程中，粗放式、低檔次的發展模式一度比較普遍。



如今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積累到了肯定程度，浙江經濟面臨價值鏈提拔的挑釁。在這種情況下，當局就要積極發揮作用，促進當地產業的升級。譬如許多共性的技術題目靠單個企業無力解決，就必要當局來組織協作。另外，當局要做好能源、環境等戰略題目的規劃和控制。



“浙江的當局應該積極地參與進去，有所作為。不能越位，但是也不能缺位?！卞X尋常說。



擁有正泰、德力西等聞名民營企業的樂清市柳市鎮副鎮長胡士愛對記者說：企業外遷有兩種緣故原由，一種是資源的合理流動，另一種則是由于當地的投資環境不佳。當局部門對此要進行岑寂地反思，到底是否存在服務不好、環境不好的情況。



《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調研報告提出了改善浙江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的建議：做好“陽光、空氣、地皮”三篇文章？？“陽光”是指政策，要賦予個私民營經濟發展新的陽光政策；“空氣”是指社會容納氛圍，要讓全社會鼓勵支撐個私民營經濟發展的空氣更加清新；“地皮”是指辦企業最大宗的商務成本，要讓企業商務地皮成本更加貼近其承受力。



梯度轉移給中西部帶來機會？



錢尋常認為，產業發展到肯定程度之后，進行梯度轉移是有其內在規律的。譬如深圳開放初期的產業有相稱一部分是勞動力密集型的三來一補工業。進入1990年代后，在高成本的壓力下，很多三來一補企業紛紛遷移至特區以外的東莞、惠陽等地以及外省區。



浙江的民營企業外遷也帶有梯度轉移的特性，這給經濟發展相對落后一些的兄弟省市帶來了機遇。



安徽省馬鞍山市市長姚玉舟今年年初在該市人代會上作當局工作報告時披露：2003年該市以承接產業梯度轉移為重點，積極融入長三角，全年引進的300萬元以上130個內資項目中，江浙滬占75％。



上饒市副市長劉翠蘭在該市的一次會議上透露表現：“與我們山水相連、人文相近的浙江，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已積累起豐富的民間資本，但在資源貧乏、水電等基本生產條件不能保證正常生產的情況下，追求對外擴張就成為一種必然。上饒具有雄厚的資源、優秀的生態、低廉的生產要，素成本，對投資者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假如我們自動出擊，對接有力，就沒有理由不成為東部資本向中西部加速轉移的承接基地?！?



對此，錢尋常提示道：那些指望借產業梯度轉移“東風”的地區要做好規劃，招商引資萬萬不能“撿到籃里就是菜”，否則很難有用地形成產業競爭力。



他告訴記者，最近給安徽省黃山市做了個新型工業化的課題，主題是怎樣承接浙江的產業梯度轉移。



“我們建議當地當局認真研究浙江的產業情況，看他哪些產業能夠轉移，搞清楚本地適合承接浙江的哪些產業。同時要反復研究自身的條件，看本身有沒有能力承接他的轉移？怎樣承接轉移？在此基礎上進行定向招商，招進來之后進行專業化服務，讓轉移過來的產業敏捷形成塊狀和網絡?！?

浙江民企：緣何卻把異鄉當田園



浙江省工商局“百縣萬企”專題調查課題組一份題為《從浙企外遷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的調研報告使浙江的民營企業外遷征象再度引起了人們的關注。



這份報告表現，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營企業外遷（僅指企業遷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圍內的企業遷移和小我在省外經商創業），其中團體外遷488家，總部遷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業在省外投資，其中投資設立生產型企業1675家，投資設立營銷機構1964家。全省外遷企業對外投資總額226．3億元，外遷企業在省外創造的總產值達453．5億元，上繳稅收25．1億元，分別占全省個私經濟總產值的6．1％和稅收總額的12．8％。



抽樣調查表現，外遷企業中，在浙公司（或原在浙公司）注冊資本5000萬元以下的中小企業有1477家，占89．5％。



外遷的高潮發生在2000年以后，據對遷入上海市的210家企業抽樣調查，最近兩三年遷入的企業就占了60％以上。另據永康市有關部門統計，1999年該市共有58家企業外遷外投，到去年底增長到600余家，外遷企業連年翻番。



有人感觸：浙江的民營企業不僅是孔雀東南飛，連麻雀也東南飛了。



商務成本太高逼走企業



“企業會用腳對環境進行投票。環境不好了，企業會拔腿就走?！痹?月26日的杭州市工業興市大會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書記王國平如許說。



浙江省工商局的調研表現，部分民營企業“用腳投票”的重要緣故原由是商務成本太高。重要體現在地價昂貴、房地產價格居高不下、勞動力成本高三個方面。其中，地皮是企業運營的最大宗商務成本，也是調研中反映最激烈的題目。



抽樣調查表現，40．5％的企業認為浙江省企業用地價格過高，58．7％的企業認為難以得到用地指標。在溫州市工業園，其工業用地價格已達40萬元／畝，市區的商業用地曾拍賣出1120萬元／畝的高價。在地價方面，上海、江蘇占據顯明上風，上海市青浦區的地皮出讓價格每畝僅2萬元，浦東、昆山工業用地的價格均在8萬元／畝。江西省的有些縣，投資達到1000萬元以上的地皮可以免費。



近日，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在浙江省樂清市采訪時，樂清經濟開發區管委會主任陳華祿告訴記者，截止到今年7月尾，報名要求落戶開發區新區的企業達680家，用地規模達到3．2萬畝，但是新區已經批準的用地面積只有6000余畝，用地矛盾特別很是凸起。



“大量民營企業生產用地無門，不得不望而止步，另辟新徑。這是造成大量企業外遷的直接緣故原由?！薄稄恼闫笸膺w看我省個私民營企業生態環境》如許描述。



蘇州市尼泊林木業有限公司是湖州市南潯區一家團體外遷江蘇省吳江市的企業。該企業在南潯為征地花費了4個多月的時間，卻一向未果。而外遷到毗鄰的吳江市之后，當地當局指派專人為其代辦建設用地的相干手續。



民建杭州市委會常務副主委毛偉志對記者說：民建在對一些外遷企業進行調研時有一個感受，就是許多中小企業對生存環境特別很是敏感，反應也十分敏捷，一旦本地的環境不適合其生存，則很快會轉向其他地方。



空間擁擠：小企業成了“快淹死的魚”



區域塊狀經濟是浙江經濟的一大特色和上風，也是該省經濟的活力所在。小五金、小百貨、領帶、童裝、打火機……在浙江僅有的10萬平方公里的地皮上，誕生了數以萬計的“浙江制造”的產品。但是浙江塊狀經濟行業過度擁擠、無序競爭激烈的矛盾也日益凸現。



一家外遷企業的老板對浙江省工商局課題組成員透露表現：“企業的生長空間如統一只金魚缸，魚多氧氣則少，金魚的存活率就低。浙江省個私民營企業行業發展漸趨飽和，統一片天空，統一個行業，企業數量越來越多，生存難度日益加強。行業競爭過于激烈，行業生長空間擁擠，是不少企業外遷的緊張因素?！?



據溫州市有關方面統計，目前該市從事皮革行業的企業達4000多家，有肯定生產規模的超過1000家，也顯得特別很是擁擠。聞名的皮革生產企業？？紅蜻蜓集團，目前已經在上海投資從事商務貿易行業，動手介入大型超市，其轉行的一個緊張緣故原由就是行業過度擁擠。



據對湖州市織里鎮童裝行業的調查，近年來，因為偕行業經營戶多、產品換代快，使童裝行業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有的小規模企業不得不退出市場競爭；有的企業因產品積壓緊張，無法正常運轉而改行。據統計，今年上半年以來，該鎮從事童裝制造加工的個體工商戶已刊出了300多戶。去年下半年至今，該鎮共有20多家童裝企業辦理了刊出手續，湖州織里衡通曉制衣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紛紛改行向面料沙洗、餐飲業發展。



信用縣長的勾引



曾擔任溫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馬津龍教授被稱為溫州民營經濟的“守護神”。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他說：企業外遷的緣故原由許多，其中一個緊張的緣故原由是，一些企業雖然具備了相稱的規模，但是因為溫州本地上規模的企業實在太多了，他們很難在本地“出人頭地”，但是一旦到外埠投資，則每每被奉為上賓，一些老板還在當地被授予“信用市長”、“信用縣長”等頭銜。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從去年以來，山東省平原縣已經先后聘請了威力打火機有限公司董事長徐勇水和惠特鞋業公司董事長項進康等四位溫州民營企業老板擔任該縣的“信用縣長”。



浙江省工商局把這種征象歸結為：“做兒子不如做女婿”，“做存量不如當增量”。



很多遷入江蘇的企業說，浙江企業在浙江本土，當然是個兒子，一旦到了江蘇，人家就當成上門女婿，寶貝得很，“做兒子一輩子”不如“做女婿一陣子”。很多不起眼的浙江企業家在當地默默無聞，遷到江蘇后都受到禮遇，當地向導還經常與企業聯系，聽取意見，征詢發展要求，使遷入的企業產生“主人翁”之感。



浙江的民營企業在本省，天然屬于經濟“存量”，其政治待遇、社會地位、政策享受與其他所有企業一樣，沒有任何優先的特別待遇。而遷到省外以后，就成為當地經濟的“增量”。這些企業遷入后，直接受益的是當地財政收入，因而當地當局十分正視，無論是稅收減免、地皮征用、銀行貸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后代入學都能享受“貴賓”待遇。同樣的企業，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地之別。



很多外遷企業的老板都開門見山地說：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寧做增量不當存量。我們同樣地納稅，同樣地貢獻國家，在江蘇、上海顯明感覺居于上風。企業不但能擁有更多的優惠政策，而且花同樣的錢能夠獲得更加快速的發展，何樂而不為?。ㄕ灾袊洕鷷r報　記者 鄒建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