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發達經濟體從2008年后的經濟衰退中恢復過來，2018年的全球前景看起來比2017年要好一些。從財政緊縮轉向更為刺激性的立場將減少對極端貨幣政策的需求，而后者幾乎肯定會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產生扭曲作用

約瑟夫·E·斯蒂格利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羅斯福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一年前，我曾預測說，2017年最具特色的方面將是不確定性，尤其是在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公投脫歐為代表的一系列事件的助推之下。唯一可以確定的似乎就是不確定——當然，另一個方面是，未來可能變得極為混亂。

隨后的事實證明，雖然2017年算不上是特別好的一年，但還是比許多人擔心的要好得多。特朗普一如預期般浮夸不定。如果你只關注他那些源源不斷的推文，準會認為美國正在貿易戰和核戰爭之間搖擺不定。特朗普可以在某一天侮辱瑞典，接下來是澳大利亞，然后是歐盟，轉身又對本國的新納粹分子表示支持。而他那幫內閣成員則忙于互相揭發各自的利益沖突、無能和十足的惡行。

然而迄今為止，盡管存在一些令人擔憂的監管退步(尤其是在環境保護方面)，但美國體制架構與特朗普政府的無能相結合(可謂是不幸之中的幸運)，意味著總統的言辭與他實際上已做成的事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

對全球經濟來說，最重要的莫過于貿易戰并未爆發。如果將墨西哥和美國之間的匯率作為晴雨表來看，對《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未來走向的憂慮已經基本消退，同時貿易談判也已停滯。然而特朗普式的大起大落還沒有走到盡頭：2018年可能才是特朗普將“手榴彈”投向全球經濟秩序的一年。

有人將美國股市屢創歷史新高作為證明某些特朗普經濟奇跡的證據，但我認為這只是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大衰退爆發10年來的復蘇終于取得了成效。每一輪低谷——就算是最嚴峻的，最終也都會結束；而特朗普不過是個恰好在前任總統工作收獲果實時入主白宮的幸運兒罷了。

同時我會將其視作市場參與者短視的證據，如果能回到2007年，那么這些人肯定會熱情響應潛在減稅，而他們的錢可能會再次流向華爾街。他們忽視了隨后在2008年出現的情況——這是四分之三世紀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經濟衰退，以及之前為超級富豪減稅所帶來的赤字和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狀況。他們對特朗普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反全球化風險不屑一顧。而他們也沒意識到一旦特朗普的債務融資減稅政策出臺，美聯儲就將加息，導致市場陷入調整。

換句話說，市場再次表現出短期思維和極端貪婪的傾向。這一切都不利于美國的長期經濟表現。同時也表明，2018年雖然可能比2017年更好，但也蘊藏著極大的風險。

歐洲的情況也有點類似。在英鎊貶值的較大影響下，英國脫歐的決定并未產生那些反對者所預期的嚴重經濟效應。但是越來越明確的是，首相特蕾莎·梅(Theresa May)的政府對于如何把握英國的脫歐進程以及脫歐后的英歐關系還缺乏明確的想法。

歐洲還有兩個潛在的危險。一是意大利等嚴重負債國家，一旦利率恢復到更為正常的水平——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它們就很可能再次陷入危機。試問，在美國利率上漲的同時，歐元區還有沒有可能在可預見的未來維持處于歷史低位的利率？

而匈牙利和波蘭則是一個對歐洲更加現實的威脅。歐盟不僅僅是一種便利的經濟架構，還是一個對基本民主價值有所承諾的國家聯盟，而匈牙利和波蘭政府現在的行為卻在違背這些價值觀。

歐盟正在經受著考驗，也有充分的理由擔心它可能會出狀況。這些政治考驗對2018年經濟運行的影響可能不大，但長期性風險則明顯而巨大。

在世界的另一邊，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正在改變歐亞地緣經濟狀況，它以中國為中心，為整個區域的經濟增長提供了重要刺激。但中國在從出口拉動型增長向內需拉動型增長、從制造業經濟向服務型經濟、從農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過程中必須面對諸多挑戰。這個東方大國的人口正在迅速老化，經濟增長明顯放緩，不平等狀況比美國更嚴重，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中緊隨墨西哥、土耳其和智利之后排名倒數第四。而其國內環境惡化對人民健康和福祉也構成了越來越大的威脅。

中國40年來史無前例的經濟成就一部分是建立在中國共產黨和國家內部廣泛協商和共識的基礎之上的。但一個規模和復雜性大大增加的經濟體能夠在這樣一種機制下繼續運作良好嗎？與此同時，我們都知道一個監管不力的金融市場可以把一個經濟體引向何方。

但這些本質上都是長期風險。對于2018年來說，最安全的賭注是，中國將保持穩定的增長方式，盡管略為放緩。

總之，隨著發達經濟體從2008年后的經濟衰退中恢復過來，2018年的全球前景看起來比2017年要好一些。從財政緊縮轉向更為刺激性的立場將減少對極端貨幣政策的需求，而后者幾乎肯定會對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產生扭曲作用。

但是中國國內新的轉變，歐元區迄今未能推行針對其結構缺陷的改革，最重要的是，特朗普對國際法治的藐視以及外界對美國領導層失去信任的狀況，都給全球經濟帶來更大的不確定性。對此我們不應因短期的成功而陷入自滿。

（信息來源：中國新聞周刊）